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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心理学毕业生成为Jellycat门店员工
2024-11-23 02:56

今年9—10月,Jellycat café限时体验店在上海开放,这个全球知名毛绒玩具品牌第一次将表演式售卖带到中国。社交媒体上,店员“过家家”式的打包视频被疯传,很多网友称赞为“情绪价值拉满”的服务体验。

当一名心理学毕业生成为Jellycat门店员工


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与Jellycat类似的玩偶表演服务,如将天水麻辣烫、苏州大闸蟹、陕西肉夹馍、福州佛跳墙等地方特产做成玩偶,店员用卖力的表演吸引着年轻人。售卖人员的表演性服务,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是由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工作中,个体需要控制自己真实的情绪,以符合职业角色所要求的情感表现。在情绪价值盛行的当下,“表演性劳动”(Performative Labor)被学界提出,它要求从业者不仅仅是控制情绪,而是主动地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情绪,如热情、友好、关怀,以符合公司的期待和顾客的需求。


长久的情绪劳动下,员工也会产生愤怒等情绪,今年年中,多家Manner门店爆发店员和顾客的冲突。


本文作者是一名海外的Jellycat门店员工,不同于在中国仅存在一个月的快闪店,她在门店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表演性劳动”。她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非常清楚“情绪劳动”背后员工的情绪付出。同时她也是一名Jellycat的忠实粉丝,对Jellycat玩偶有浓厚的情感。


她会如何处理工作带来的情绪消耗?心理学对她的工作有帮助吗?当粉丝视角、员工视角和研究视角集于一个人的身上,她会有怎样的思考?


以下是她的讲述:


演员


我叫Alice,去年6月从国外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社会心理学,Jellycat的门店销售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我会提前半小时到店,换上蓝白色的围裙制服,把头发束在帽子里。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步骤——检查自己的笑容。员工休息室只能容纳四五个人,除了衣柜和用于休息的3把椅子,最明显的就是一面全身镜。


几乎每个员工上岗前都会凑到镜子前,整理自己的笑容。


Jellycat门店员工的笑容是有统一标准的,面对顾客如何微笑,是入职后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公司会请专业的表演教练为员工培训,在一间能容纳上百人的培训室里,巨大的镜子几乎覆盖了一整面墙。我们被要求逐一站在镜子前,一点点调整自己的嘴角弧度,直到教练满意。


我们扮演的角色是“餐厅体验助理”。每当一位顾客走进门店,我都会向TA摆手,用最昂扬的声调高喊,“欢迎光临,今天您想要尝试哪一款特别的‘美味’呢?”接着把TA引导到展示区,弯下腰(幅度也是经过培训的),介绍菜单上每一道“美食”。那当然不是真正的美食,汉堡、热狗、披萨、松饼……所有的食物都是Jellycat设计的拟人化玩偶。



在顾客选择后,我会转身去到“后厨”,把对应的毛绒玩偶拿出来。然后询问顾客的口味偏好,“喜欢几分熟”或是“想要加哪些配菜”,为TA“烹饪”。同时用尽量高的音量解说:


“那么让我将最新鲜的牛肉饼放到烤盘上,滋——香味渐渐飘出来啦。翻面后让我们撒上些许黑胡椒和盐,刚刚好锁住所有美味。接下来给汉堡盖上一片融化的奶酪,再加上一片脆生生的生菜,最后盖上松软的面包,您的汉堡完美完成!”


除了汉堡玩偶,其余都是空气。


烹饪结束后,每一个毛绒玩偶都会被打包在一个单独的纸袋里,我像是递快餐一样,把它们轻轻地递给顾客。“很荣幸为您服务!下次再来哦!祝您度过美好的一天!”


整个过程中,就算有顾客露出困惑或者尴尬的表情,我的笑容也始终会保持在线,就像培训中被训练的那样。直到顾客渐渐远去,脸部的肌肉才能得到片刻休息。


一天中,我会不停重复这些步骤,“煮”几十份“毛绒食物”,每一次都要配上热情的解说和夸张的表情。周末和节假日,我们三个店员经常要同时面对几个家庭。遇到在社交媒体上看过活动视频的顾客,他们会希望再“沉浸一点”,我就需要表演得更夸张,来满足他们的期待。


仅仅是标准化的表演还不够,我们还被要求能辨识顾客当下的情绪,并用一定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声音回应。


比如遇到抱怨服务不够热情的顾客,我必须保持微笑,眼睛要直视对方,但不能显得侵略性过强,语调高昂但也要温柔,让对方感到被关心。这当然也是经过培训的——手的位置、眼神的方向,甚至是微笑的时机,都会在入职时指导。


Jellycat希望展现的形象是温暖、有趣、亲切,一切和这些关键词不符的行为都不被允许。


有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来体验,排了很久的队,但轮到他们时,A同事在表演时不小心将松饼甩飞了出去。父亲瞬间爆发,大声责备我们。一旁的B同事做了冷静的处理:“先生,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可以为您做一些补偿,或者为孩子准备一些小礼物,作为我们的歉意。”


矛盾平息了,但B被经理叫到办公室训话,还被扣了工资。原因是他在和顾客对话时,表现得太成熟冷静,像是正常的大人,这会打破公司给孩子和顾客们创造的童话梦


招聘启事中,“餐厅体验助理”的工作职责这样写道:



粉丝,员工,研究者


去年要毕业的那段时间,正赶上Jellycat火爆,论文让我压力很大,我便买了一只邦尼兔。她摸起来特别软,耳朵长眼睛亮。我在图书馆经常待到很晚,回家时会把她抱在怀里,有莫名的安全感,像是抱着一个不会要求我做任何事的朋友。


后来,我又陆续买了4个Jellycat玩偶——紫茄子有着圆滚滚的身体和滑稽的小表情;跳跳狐狸有着一双狡黠的眼睛和长长的尾巴,还有一些节日限量版。我会把她们排在书架上,就像在家里给她们搭了一个小窝。我也会关注新品发布,去门店打卡,还会参加毛绒玩偶爱好者的线下活动。



毕业后,我没有去做公司职员,也没在学校继续做心理学研究。韩国艺人崔雪莉的纪录片《致真理》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意识到情绪劳动的背后,是极大的自我压抑与分裂。我想亲身体验,看能否通过Jellycat的工作,能进一步理解情绪劳动的本质。


(《致真理》是一部以韩国已逝艺人崔雪莉的深度专访展开的纪录片。片中25岁的崔雪莉在最后的日子里,坦诚分享了内心感受。她聊到自己的工作是一个长期被要求提供情绪价值的环境,不仅要保持精致的外表,还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现持续的快乐、积极和感染力,这让她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纪录片名取自雪莉的本名“崔真理”——她内心最迫切希望的,正是大众尊重并喜欢她真实的样子。)


在学校,我修读了社会心理学、行为学等课程。课堂上,我们讨论了空乘、护理人员等需要长期保持积极情绪的职业,聊到这些岗位的真实体验。


入职前,我觉得这份工作不过是一个从校园到社会的实验延续——用社会心理学来理解情绪劳动背后的机制和个人情绪管理的挑战。甚至抱有一丝拯救的愿望,觉得自己能帮助那些被情绪劳动折磨的人。


工作中,我特别喜欢和小朋友互动,他们总是问各种问题,比如“这个披萨真的能吃吗?”“它们是怎么做成这样的?”我会一遍一遍地回答。我还会带着他们一起“做饭”,从“挑选食材”到“装盘”,每个步骤都会细心引导。小朋友个子矮,我有时要长时间保持弯腰的姿势和他们对话。


下午三四点,我体力和精神上都会有些透支,笑容变得机械。有时候,我会趁没顾客时跑到洗手间,双手撑在洗手台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几秒,然后用冷水拍脸。对着镜子把表情调整好,重新走回柜台。


有次一位顾客纠结于选哪只玩偶,前后让我推荐了十几款。我嘴角越来越难抬起来,眼睛忍不住往旁边扫,递玩偶也变得随意。这个时候,我又会提醒自己——我有责任为她提供最好的服务,我应该保持微笑,耐心解答。


我假装专注地点头,机械地重复“是的,这只很受欢迎”,“这只手感很好”。心里却在计时:都过去30分钟了,求求你快点决定吧。直到她最终买下心仪的那款。


回家的地铁上,我一直在回忆这种压抑真实情绪的过程,我感受到那半小时,我的“自我”在努力调和“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要求,这是我在上学时未曾体会过的。


从心理学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工作中,我必须始终保持特定的情绪状态,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超我”的象征,它代表了公司希望员工内化的情绪规范。


而“本我”则是真实感受,可能是累了、烦了,或者仅仅是希望在某一刻不再微笑,这些情绪不被允许表达。


“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艰难的角色,需要时刻保持对“本我”的控制,不让负面情绪显露,又要迎合“超我”的要求,长时间用积极的情绪去影响顾客。


我不断用类似的心理学理论应对我的工作情绪。遇到无理顾客,我会用“认知失调”来分析自己的感受——对顾客的微笑和内心的愤怒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正是我感到疲惫的原因;又或者用“角色理论”来安慰自己——每个人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我在Jellycat门店的角色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完全定义我是谁。


我时常觉得自己戴着两副“面具”,一副是Jellycat门店员工的,另一副是心理研究者的。


入侵


公司要求我们把每个玩偶都当作有生命的存在,这种理念也浸透到了我的生活中。


某个周末在家整理书架时,我对着两个旧玩偶自言自语:“你们两个也该搬个新家了吧”。这一幕恰好被男朋友撞见,他疑惑地看了几秒,猛地笑出声:“天呐,不好意思,我好像打扰到你们的‘家庭会议’了?”


我满脸通红,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男朋友见我没反应,跑过来摸摸我的头,“开玩笑的,可我有时真的担心,这些玩偶最后会比我更讨你欢心。”


临近感恩节,来体验沉浸式表演的队伍排成了长长的S形。每天站8小时,我的膝盖僵硬得几乎无法弯曲。如果当天穿的鞋不够舒适,一天下来脚底会疼得像踩在钉子上。有时,我会不自觉地盯着收银机上的数字发呆,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听到顾客的叫唤才回过神来。


节前的周末,我本来和男朋友计划去另一座城市旅行。但经理周五临时通知我,公司推出了新款玩偶,预期周末会有大量客流,需要我加班。下班后,男朋友来接我,我无奈地告诉他这个消息。


我们陷入沉默,车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引擎作响。男朋友的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眉头微微皱起,长叹一口气。他侧头看了我一眼,冰冷地说:“你不是说这份工作让你累得想死吗?为什么你能坚持每天给那么多人提供情绪价值,却不能给我一点反馈?难道我也要买一个玩偶来代替你陪着我吗?”


我试图安抚他:“你不知道,这一周真的太累了,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次旅行!没想到……”他打断了我,“算了没事,你先忙吧”,便不再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忍住眼眶里的泪水,侧头看向窗外。


到家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因为这份工作,我每天都要表演,上班要给顾客提供情绪价值,下班还要被男友索要情绪价值。我越想越气,没有一丝困意。夜里两点,我忽然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吃上一碗特别辣的泡面。


我找出一包火鸡面,尽量小声地撕开包装,害怕半夜吵醒邻居,我甚至没有打开抽油烟机。面煮好后,我端着碗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低头看着那碗火红的面条,吃了几口,眼泪掺着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


吃到一半,实在太辣了,我把碗放到一边,蜷缩着抱紧膝盖,咬住嘴唇,忍着不让别人听到哭声。哭了一会儿,整个人有些虚脱,我擦了擦眼泪,去睡觉了。第二天还要加班,还有几十位顾客等着看我微笑。


同事们叫我“心理学家”


同事们听说我是学心理学的,会开玩笑地叫我“心理学家”或者“Professor”,我感到很尴尬。这些称呼把我置于某种权威的位置,仿佛我真的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实际上,我经常感到无力。


有一次午休,我和一位同事坐在休息室聊天。她向我倾诉,说她每天都在假笑,觉得这种笑容完全没有意义,好像一个傀儡。她问我:“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吗?我自己很清楚,有时那些笑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我很震惊她说出这些,她一直都是我们店里公认的最佳员工


作为学过社会心理学的人,我想到了“情感解离(Emotional Detachment),即人们在情绪劳动中逐渐丧失对自我情感的真实体验,开始与自己的情绪产生距离感。这种解离让她觉得自己在假笑,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内心真实的表达。


我试图和她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她听完这些学术化的解释,问我:“那我该怎么办?就这样继续下去吗?”


我沉默了,虽然我能理解她的痛苦,却无法给出一个对她真正有用的答案。


她叹了口气,似乎为了让我不那么尴尬,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你”,起身走回前台。我看见她揉了揉眼睛,再次挂起Jellycat式的标志性笑容,恢复了那种24小时不停歇的活力。


另一位同事也曾和我抱怨:“Professor. Alice,能不能告诉我,我每天都在尽力微笑、帮助顾客,明明应该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但为什么每次回到家,我还是感到无比的累,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我尝试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他的感受,即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内心信念矛盾时,会产生心理上的不一致感,从而引发内在的压力。他皱着眉头看着我:“那我该怎么消除这种感觉?你说得没错,可还是没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我知道他需要的,是一种能真正缓解内心痛苦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框架。但我想不到,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我尝试回忆学过的知识,尝试去说些什么,但最后都变成了“嗯…啊…”他注意到我的窘迫,和我打趣:“嘿放轻松,这又不是什么final exam或者面试,就随便聊聊天,别放在心上!”


那天下午,我整个人不在状态,内疚、羞愧、茫然,这些情绪好像捏住了我的脖子,让我喘不过气。


我越来越恐惧同事们叫我“心理学家”、“Professor”,越来越害怕他们来问我:“你是学心理学的,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怎么去解决?我们要怎么办?”


▷Alice的心理学教材


心理学真的有用吗


一个周五下午,店里和往常一样挤满了人。一对情侣站在柜台前,女生紧紧抱着一只邦尼兔,兴奋地向我询问其他颜色的款式。站在她身边的男生却有些不耐烦,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体微微后仰,眉头紧锁。


女孩买下心仪的玩偶后,我按照服务标准完成表演,替她打包。男生哼笑了一声,嘴角向一边挑起,“我说,你刚才演得不尴尬吗?也挺不容易的,为了那点工资每天要和那么多人演戏”。说完便拉着女生转身离开。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跳加速,全身的血像是涌上了头顶。那一瞬间,我非常想骂回去。可我也清楚,自己不能这样做。我对自己说,我是一名Jellycat的员工,需要保持友善和职业的态度。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用力握了一下手中的收据单。他们越走越远,男生把头转向了一旁的女友,笑嘻嘻地说着什么,好像在说一个他认为很好笑的笑话。


我整个人像泄了气一样,僵在柜台前好几秒,胸口有些发闷。我下意识地用“认知失调”理论来安抚自己,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下来。我感受到的不是什么“内在失调或者平衡”,而是难以驱散的羞耻与愤怒。


我感觉自己有点“演不下去了”,为了防止传递负面氛围,我找来同事帮忙顶替一下,快步走向休息室。来到角落,我找了把椅子坐下,喘着粗气,用力地捏着手指。因为用力过度,指关节都发白了。


我其实没有办法反驳他,某种程度上他说得对。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在做一份自己很不屑的工作?我那些关于体验情绪劳动、理解顾客体验的理想,是否在现实中变得不再那么纯粹?那些心理学理论,在情绪劳动带来的损害面前好像并没有用处。


社会心理学教我如何理解人们的行为,分析情绪劳动中的矛盾,但它没有告诉我,如何帮助那些被情绪劳动困住的人们,找到一个解脱的出口。


现在这个“人们”中,也包括了我。甚至,学过心理学让我更痛苦。


最终,我还是得回到柜台,继续对顾客微笑。


成为玩偶


在Jellycat的官网,招聘页面上展示的都是各种毛绒玩偶的形象,几乎见不到真人的照片。它们被设定在不同的场景中,代表的大多是管理层角色,给人亲切、温馨的印象。


但作为店内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一线员工,在官网上却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招聘信息,也不会被展示。我们的薪水和超市售货员或快餐店员工差不多,那些餐馆的服务员,靠着小费,有时收入还会比我们高。


▷Jellycat官网招聘页面


Jellycat今年迎来了25周年庆,新年第一周正赶上我的生理期,腹部的剧痛几乎让我几乎无法站立。开门不久,一对母女走进店里,小女孩大约七八岁,头戴米奇造型的头箍,怀里抱着一只经典的Jellycat紫茄子。她跑向柜台问我:“可以给我一份披萨和松饼嘛?”


她的妈妈摸摸她的头,笑着说:“今天能不能为她做些特别节目?最好可以做久一点。”身体的疼痛让我每一个动作都变得迟缓,声音也开始发颤,但我仍然努力维持微笑,热情答应。


我一边“烹饪”,一边忍受着剧痛。我不时看向女孩和妈妈,两人期待的眼神让我无法停下工作。在进行到一半时,我实在无法坚持,向旁边的同事求助,希望她能接替我继续表演。那位妈妈突然变了脸色,声音变得尖锐:“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停止表演?你这是什么态度?”她举起手机,开始对着我拍摄,边录视频边威胁要投诉我。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四周的顾客纷纷扭头看向这边。


我低着头退到同事身后,像是被困在了舞台中央,无处可逃。


下班后,经理把我叫去了办公室。她坐在桌后,身体挺得笔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镜片后的目光紧紧盯着我,仿佛在打量一个出了差错的机器。“今天这样的日子,你却在服务中传递了消极的氛围,这是不允许的。无论你有什么不适,都应该用信念去克服。要记住我们是他们的造梦者,顾客的体验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冷静地说道。


我当下觉得荒唐、委屈,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忘记了,我也是一个有感情、会生病、会感到疲惫的人。


Jellycat的理念是“For the joy of it”,公司会为每只毛绒玩偶设计温暖的故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种温暖只存在于玩偶身上。


随后几个月,每当有顾客走进店里,我还是会露出一个温暖而迷人的笑容,但那是一种肌肉记忆——我不需要感到真正的快乐,只要脸部的肌肉按照既定的轨迹运动即可。


我连发泄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开始,我会去夜店和酒吧,听高分贝的音乐,在吧台的角落一个人静静地喝酒。我也会把自己关在车里,把音响开到最大,在车里又唱又叫,然后爆哭。渐渐地,我不再接触人群。下班后我会把自己摔在沙发上,看一些无脑的喜剧或者恐怖片,又或者站到阳台上,只是吹吹风发发呆。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过多地反思,在意那些内在的矛盾。我并不需要每次都全情投入,微笑是一种工作技能,工作是一种为了完成任务的表演。


我有时觉得自己挺失败的——学了那么多年心理学,最后却只能用“不要去想太多”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不是讽刺吗?心理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这个社会,但现在却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不要理解,只是麻木地走下去。


每天的生活成了一个无尽的循环。当我早上站在员工休息室的镜子前,只会看到越来越深的黑眼圈,干燥暗淡的皮肤。而当顾客拿到心仪的玩偶,对我说“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我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荒诞——他们感谢的是我这个真实的人,还是那个在柜台前给予他们情绪价值的角色?


最终,在Jellycat工作一年后,我选择了离职。


如今,再路过Jellycat,我看向那些玩偶,它们不再是什么可爱的“家人”,它们是工具,是公司用来吸引顾客赚钱的手段。我甚至觉得它们在嘲笑我,嘲笑我当初的天真,嘲笑我和它们其实并没有区别。


原来,我也只是一个玩偶。演着演着,便再也找不回原本的自己了。



参考文献

华尔街见闻:“玩偶界爱马仕”Jellycat杀疯了

南方周末:离世四年,崔雪莉生前纪录片公开:被装进偶像模具的孤独灵魂

Festinger,L.(1962).Cognitive dissonance.Scientific American,207(4),93-106.

Hochschild,A.R.(1979).Emotion work,feeling rules,and social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5(3),551-575.

Ryan,R.M.,&Lynch,J.H.(1989).Emotional autonomy versus detachment:Revisiting the vicissitudes of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Child development,34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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