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在列举。《关键词》是一部比较散漫的、散乱的一些的评论结集，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好，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希望将来继续会写的更好、更完整。

作者：梁文道

编者按：每时每刻，中国大地上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这些事情可以去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群人。7月12日，梁文道、西门媚参加论坛《关键词里的中国》解读2014关键词，用常识、常理、平常心、同理心来讲述中国故事。以下是梁文道观点：

雷蒙·威廉士是活跃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英国的非常重要的大家、学者，他教文学，但实际上他更开阔的影响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文化研究，他带动了整个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个学科的一个兴起和勃兴。

雷蒙·威廉士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这本《关键词》探讨了几个在英国从工业革命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关键的关键词、概念以及它们的流变，在这个流变的过程里试图指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整个脉络的走向。他所做的工作有开天辟地之功，很多人受到影响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语言，在意识形态系统里面起到的作用。后来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很流行的一个字叫话语。今天各种各样的关于词语在历史中的一些概念演变，甚至连像斯基纳（音）做的那套史学方法都跟雷蒙·威廉士的《关键词》有关系。

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启发：怎样重新看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政治。有一个切入点，就是看我们平常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词汇，这些词汇有时候是了解或者描述今天的时候很常用的词汇。可能由于用的太普遍了，我们自己都已经不敏感了，觉得很熟悉了，觉得不陌生了，觉得没什么好疑问的东西了。正是在这种时候这些词才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正是因为我们都不敏感，它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识形态运作。

我对这些词非常有兴趣，于是我就给自己一个任务，其实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挑战，试着探讨一下今天的中国人生活里的关键词有哪些。我们在描述这些事的时候用的最关键的词语是什么，我尽力试图去谈一下这些词语。但是正如我以往所做的一样，我做的事情都是失败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些失败的尝试，根本没做好，很糟糕。

有一些关键词是当时那个星期有很重要的事件，而那些事件有一些词出现我觉得相当值得关注。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时事评论来讲叫失去时效性，但是也许过了两年之后始终觉得念念不舍、很难放下又重新找了出来。这种事情是什么呢，三年前，中国曾经有一阵子恐慌，很多学校幼儿园有人冲进去拿刀砍人，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一年多、两年，但写的问题，写的现象仍然存在，或者重复出现。

2004-2009那个时间段跟现在的中国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近些年，出现了一个以往不能预见到的公共讨论的空间那就是微博，或者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在这些微博或者媒体上我们谈事件或者看新闻，有时候早上起来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很震惊，晚上看的时候发现那条新闻已经不见了，已经不再热了，或者感觉早上看的那件事仿佛昨天发生的，或者上个礼拜发生的，这就是今天资讯密集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时间错觉。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没多久发生的事情觉得它已经过去了很久，很遥远，甚至有些事情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堆积起来会被压抑，会被埋没，淡出我们视野。

温州动车事件，我努力回想也想不起来是哪一年发生的，开始有点时间错乱的感觉，会觉得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去看一些已经过去的事件，一些已经结束很久的事情，几乎被忘记的事情，就会产生另一种悲哀，——这些事情不只是没有过去、没有结束，它真的曾经造成了一些很具体的伤害，一些活人身上的伤害，那些伤害难道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吗？就让那些事情被忘记了吗？例如念念不忘的幼儿园杀人，或者过去几年听说的泄愤杀人，我真的不能轻易放下，不仅因为那些无辜受害的死者，也因为被认为泄愤杀人的行凶者，我一样同情他们，这都是些伤害。他们受苦了，受到压迫，干了坏事，会被罪恶折磨。我们就这样忘记他们吗？不能，有时候我得提醒自己，更多是为了提醒同代的读者们，这些事情还在。

《关键词》在时事评论之外又出现了另一层意义，它是一个提醒我们不久之前的事情，提醒我们我们记忆之中已经被太多太密集的讯息和新闻排挤的人物和事件，记住他（它）们有时候是一种责任。记住他（它）们关乎正义，如果有些事情不记得它的话，我们对历史是无法交代的。谁来还他们正义，记忆在你无事可做的事，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这些词语里面也有一些词语跟时事没关，是日常生活中用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在用的词语。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少年居住在台湾，现在经常待在大陆，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过毫无距离的亲切感，我是一个无论到了哪里都是觉得有点像是局外人的感觉的这种人，所以我到了哪里都觉得和那个地方很亲切。但是由于我都有这种感觉，又有距离感，我总会意识到一些某个地方，同样都是华人社会，都是中国人，我们用的言语不太一样，我们称呼彼此的方法不太一样，那些东西就会让我敏感，有时候我写的一些词是在这种情况下浮上脑海的，比如举个例子像领导，领导这个字眼我早就想写很多年，我还没写好，我会接着写很多篇来谈领导。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领导这个字眼呢，是因为这个字眼对香港人是很陌生的，最近几年香港人才学懂了什么叫领导。

梁振英说话，他说各位领导怎么样，以前不这么讲。以前香港人不知道什么叫领导，台湾那边有一个词语意思和领导差不多。台湾人用另外一个词语代替领导叫长官，台湾的电视剧，经常有说各位长官。长官和领导这两个词语是很流行的，香港用什么词语来表述领导跟长官要表述的身份呢？可能找不到或者不容易找到，顶多是老板这个词。

但是老板意思又不完全一样，区别在于领导跟长官不只是一种身份，还标识着某种身份背后一整套人和人的关系。比如说今天这里要是火灾了，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大家坐下来让领导先走。

香港在两岸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香港人很流行取英文名字，几乎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取英文名字的习惯使得香港不会拥有两岸共有的领导长官意识。在台湾如果你见到一个领导，也说西门总或者西门董，其实两岸一样，称呼的时候要称呼衔头才比较尊重，因为领导的位置跟意识非常重要，一定要在称呼里面体现出来。香港用英文名字就不一样，就算见到曾荫权，我们不会叫他曾领导，会叫他特首，大部分人会叫他Donald。因为用英文名字是一种比较不用显示阶级身份的一种称呼方法，所以香港人不喊领导，不喊长官，用洋名喊名的时候，某方面消掉了这种长官意识。

再举一个关于学生的例子。大学发录取通知书，信的抬头怎么写，是不是XX同学？台湾也是这么写。香港怎么写？港大的录取通知书不会叫我梁同学，会叫我Mr Liang，香港小学老师叫学生就已经这么叫。不敢说香港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平等，我能说的是香港的那种身份阶级意识比较淡薄，不会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是领导还是被领导，在这群人里面是领导，到了那一群是被领导，应该有什么行为的表现。香港人不会，到了哪里都是Donald，到了哪里都是Mr Liang，虽然还是会有待遇的差别，但是不会太明显。这种情况下，我就把领导列为我的关键词，来认识国家的一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