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双方同意开通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并继续磋商开通台湾海峡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及其它更便捷的航路。从此，从台北到上海等城市，在这片被封闭了数十年的空域，来自海峡两岸的货机以及客机，都将自由畅通地飞行。

　　这一天，距离1967年1月13日，在这片海峡上空发生的最后一次空战结束已40多年了。就当人们几乎快忘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时，一本新出版的名为《地图的发现(续)》的书，在不经意间，翻开了这页真实存在的历史。

　　惊讶：两个迥异的版本

　　历史的真实通常是以悬案的形式展现于后人面前，这场空战也不例外。

　　《地图的发现》的作者杨浪，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网上正在对1967年1月13日的那场空战进行激烈的讨论，曾参加过对越边境自卫作战的杨浪，也不甘寂寞地投入了进去。这时，他才发现，这场双方对时间、地点、参战人员都认同的战斗，竟然出现了结果迥异的说法。

　　“我没有能力去台海双方的空军部门收集关于这场空战的权威记录，所以，只能把媒体上的公开报道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杨浪说。

　　首先，杨浪引用的是我军空军航空兵第24师飞行员胡寿根介绍击落敌机经过：

　　1967年1月13日中午12点半，指挥所通报国民党空军一架RF-104侦察机在四架F-104战斗机掩护下，进入福建晋江沿海一线侦察，命令我小分队起飞四机执行反侦察拦截任务。当我机爬升至9000米时，传来了指挥所的命令：“投副油箱开加力。”胡寿根顿时血涌心头，知道今天真要打了！

　　随即发现了那架侦察机。按照地面命令，我机当即对敌机进行拦截，敌机掉头就往海上逃窜。正当我机追赶敌侦察机时，又接到指挥所通报说，“右后方有敌机四架”。不一会儿胡寿根和战友们果然发现在金门东边低空埋伏了四架F-104战斗机。它们企图凭借速度快、装备有“响尾蛇”导弹和电子雷达设备等条件，从右侧方偷袭我机。指挥所判明敌机的偷袭企图后，就将敌机的位置不断通报我机：“120公里，110公里，100公里……”胡寿根一听，想今天豁出去也要把敌机打下来！

　　面对前有侦察机后有战斗机，怎么打？他是僚机组长3号机，就紧急向长机报告说，你想办法把侦察机打掉，后面的(战斗机)我来对付。就在这时，指挥所连续通报敌机位置“80公里，60公里”，速度很快，越来越近了。当敌机距胡寿根驾驶的飞机20公里时，他清楚地听到地面指挥员洪亮而果断的命令：“右转弯与敌机打对头。”于是他以最快、最大的动作量右转反扣，一转过来就发现了敌机。接着他继续右转拉杆，迅速占领内侧斜对头有利位置，盯住敌机不放，直到距离敌机900米时，他迅速瞄准，三炮齐发，敌机当即翻滚，肚皮朝上拉着黑烟往下栽。为证实是否打中要害部位，他又驾机大速度跟下去，直到看清敌机栽进大海，他才放心地拉杆爬升同战友一起胜利返航。

　　在这次空战中，胡寿根从接到命令到打下敌机，又跟踪被击中的敌机，直到看清敌机葬身大海，整个过程仅用1分钟时间，而用于攻击的时间只有1.1秒，共射出48发炮弹，创造了空战史上以“打对头”战法击落敌机的光辉战例。

　　战后得知，胡寿根驾驶的是3号飞机，他击落的正好是敌机僚机组的3号机，飞行员叫杨敬宗。

　　与我军的1∶0版本比起来，台湾那边的版本则令人称奇：2∶0。据仍健在的台军飞行员石贝波在1994年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称，解放军被击落两架，国民党空军在空战中全胜，只是有一架在回航时失事，失事飞行员正是杨敬宗。

　　详解：出现分歧的拐点

　　根据公开的报道，杨浪梳理出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同的事实。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侦察大陆沿海情况被发现，解放军空军24师出动歼-6四架，飞行员分别为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以及陈国良。而国民党空军出动RF-104一架，飞行员为宋俊华，F-104四架，飞行员分别为萧亚民(张学良东北军飞行大队大队长金恩心的女婿)、胡世霖、杨敬宗以及石贝波。

　　开始时，歼-6四架追踪RF-104,四架F-104接近掩护。

　　歼-6编队突然右转，向F-104编队对头飞来。

　　杨浪说，到此为止，双方的叙述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是歼-6编队突然向F-104编队“对头飞来”的这个最关键的战术动作。在解放军，这是经过精心的战术准备并在地面指挥引导下完成的一击制敌的动作。

　　这一战术动作的惟一风险是F-104上装备的那些红外制导的“响尾蛇”导弹。不过，1967年国民党空军装备的“响尾蛇”导弹的最大有效射程迎头攻击不大于12000米，尾追攻击约7000米，而且作战反应时间需要6~10秒。按胡寿根的版本，我机在敌机近至20公里时突然右转弯打对头，“一转过来就发现了敌机”，“攻击时间只有1.1秒”，这个时间F-104显然来不及发射导弹。而石贝波的版本中，在我机右转打对头之后，又有一个右转，致使机尾暴露，所以有胡世霖和石贝波各以“响尾蛇”导弹击落我机之说。

　　杨浪说，按胡寿根的版本，“打对头”之后，胡即迅速捕捉敌3号机，在几秒钟之内以机炮将其击落。而石贝波的版本是在“打对头”之后，我机又有一个向内的转向，然后被“击落”。

　　真相：我军飞行员都健在

　　虽然40多年过去了，杨浪通过搜寻资料发现当年参战的我军四名飞行员全体健在。一号飞行员乔田福退休在山东德州，二号飞行员叶木佑在南吕油粮公司，三号飞行员胡寿根为江西教委退休干部，四号飞行员陈国良任唐山空6军副参谋长。

　　而国民党F-104编队的四位飞行员除石贝波外均已不在人世。其中萧亚民1970年训练失事，胡世霖1990年病故，杨敬宗在“1·13空战”中死亡。

　　此外，空战战果的统计主要依靠照相枪的摄影，无论哪种战机，其武器击发即有机头照相枪拍摄。

　　“1·13空战”，胡寿根的1∶0版本是有照片为证的，而台湾版本却只有石贝波与胡世霖的口述，并没有照相枪的照片。

　　杨浪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台湾方面的研究者一直不很愿意爽快地承认我军的版本，主要纠缠在几个细节上：

　　其一，国民党空军记录中，战后萧亚民要求各机“check in”(报到)，当时位于澎湖的战管都曾听到杨敬宗的报数回答“three”。所以，他不是在空战中被击落，而是在返航中坠落的。

　　其二，国民党空军方面的研究者认为在“打对头”的几秒钟时间内，我军机载装备不可能完成瞄准、射击的动作。

　　其三，还有人认为，我军宣称缴获了未爆炸的“响尾蛇”导弹并打捞出坠海的F-104残骸为不可能。因为，“像F-104这样的高速战机，无论落海或坠地，都必然是爆得粉碎，'响尾蛇'导弹亦然，即使未命中目标，也会在落海或坠地时摔得稀烂”。

　　对于第二点，胡寿根在其回忆中刚好给予了回答。他说过：“我所在的部队从1958年开始，从师长、团长到每一个飞行员，都把苦练战法作为夺取空战胜利的硬功夫，重点是演练在我机速度远不如敌机速度的情况下仗怎么打。摸索总结出负速拦截及'打对头'的技战术，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此外，歼-6的机炮继承了“米格”战机的传统特色，装备了三门30-1型30毫米重型机关炮，初速780米/秒，射速850发/分，可以三炮齐发。对比美制战斗机当时装备的12.7毫米机枪，这种配备威力无比。美军的机枪经常将对手的飞机打上几十个窟窿却无法击落，而这种30毫米航炮击中一发就是脸盆大的一个大洞，堪称空战中的“没良心炮”。

　　而第三点，身为军事爱好者的杨浪曾多次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大厅里见过飞机和导弹的残骸。

　　杨浪说，在所有的疑点中，只有杨敬宗编队报数一条不太好解释。杨浪推测，这个报数行为有可能发生在我军开火前的某一瞬间。

　　插曲：杨敬宗遗孀曾大闹

　　关于杨敬宗的下落，胡寿根曾回忆，F-104被击落坠海后，他还看到打捞起来的部分飞机残骸与杨敬宗的遗体，头跟一只手臂不见了。杨敬宗的衣冠冢在台湾碧潭空军公墓，其碑石上刻着：“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阵亡。”

　　由于国民党军方始终认定自己的2∶0版本，所以参与这场战斗的几名飞行员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同时，国民党空军显然对空战中损失掉被认为王牌的F-104十分震动，所以百般隐瞒杨敬宗的死。结果杨的太太发现情况不对时大怒，扬言要开对外记者会，才由“空军总司令”亲自对她说明真相，保证抚恤不会打折扣，还播放当天的通话录音带。听到杨敬宗最后一声“哎呀”后，当场泣不成声的杨太太才不再追究。不过，国民党空军只把杨敬宗少校列入失踪，而不是战死。

　　在台湾的军事论坛上，网友也多次讨论过杨敬宗的死因，大体归类有以下几种：空海倒置说，讲的是杨敬宗出云层的时候发生错觉，可能把大海当成了天空，倒着飞起来，结果钻进了大海；被导弹误击说，因为有人看到，回到基地后，石贝波听说杨敬宗没回来，失声痛哭，据此推测很可能是石贝波在混战中急于立功打错了人；误入澎湖南边的“东方百慕大三角”，那里因为台军有多次不明原因的事故发生而得此恶名；杨敬宗突发急病，导致飞机失控……

　　尾声：相逢一笑泯恩仇

　　杨浪说，“1·13”空战是海峡两岸发生的最后一次空战。此后，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侦察活动减少。从1968年6月以后，国民党空军停止了昼间进入大陆的侦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