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极端粉圈文化的哲学模型与心理成因

2.      “韩娱模式”的邪教文化与对外倾销

3.      “肖战事件”发展始末及极端化升级过程分析

4.      总结：普通粉圈模式与极端粉圈模式的区别，以及极端粉圈的特征及危害表现形式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娱乐圈中以饭圈为代表的偶像追星模式日益壮大，在开拓了部分新型市场领域的同时，极端饭圈的盲目化、极端化、失控化、低龄化等恶果也在逐渐显现。如何鉴别普通饭圈形式以及极端饭圈形式？如何约束饭圈以及内娱偶像经济有序发展？如何定义极端饭圈并阻止这一模式在国内无序扩张？以上问题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旨所在。

一、极端粉圈文化的哲学模型与心理成因：

“偶像”一词原本用来指代人类依照现实或想象中的人物形象，所创作并进行崇拜活动的神格化造像。换句话说，如今娱乐界的“偶像文化”，实际上一直以来便与宗教行为、偶像崇拜等仪式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如同宗教可以分为安抚大众心理，起到引导众人向善的积极正面作用的正常宗教，以及诱使人奉献财产、控制人身自由与自主思想、妨害公共安全的邪教一样，娱乐偶像文化一样可以分为有着正向积极作用的正常粉圈，以及危害性已然逐渐显现的极端粉圈形式。

极端粉圈的哲学结构模型，如同诸多邪教形式一样，其根源不外乎“造神”——自19世纪，尼采提出具有哲学里程碑意义的“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在精神活动发展过程中，依然出现过多种形式的反历史、反理性潮流，李泽厚曾经将这些思潮模式归结为三大类：即虚无主义、唯自然科学至上主义，以及“造神”运动。

现代意义上的造神运动，其形式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宗教崇拜活动，在其原有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造神”被赋予了更多含有时代特征与人类发展阶段性需求的元素，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模式，就是尼采本人为了补充“上帝死了”之后的先验主义理论空白，所提出的“超人哲学”模式，此模式概述如下：

“超人哲学”是尼采在其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提出的一种其本人理想中的社会结构模型以及领袖人格构想。其基本特征是假设了一个富有创造力、勇气和坚韧精神的完美人格人类“超人”，并以此为基础所构想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解构与重构过程。

在尼采的描述中，“超人哲学”的理想社会模型，需要至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阶级自然是唯一的“超人”，整个体系运作与道德法律都将围绕着“他”来进行构建；第二阶级是“战士”，战士存在的作用与价值是服从超人的意志，并以超人的构想为蓝图来攻占瓦解旧的世界，帮助超人来建造新的世界；第三阶级是“贱众”（或称“末人”），尼采认为贱众不具备自我意识和道德素养，行为模式与牲畜无异，他们无权对构造新世界发表看法，贱众的唯一作用是进行生产活动以奉养上两个阶级的战士和超人，并通过超人和战士的自我实现来实现整体的跃升。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整个“超人哲学”的主旨，就是极端化的个人崇拜、阶级社会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狂想。“超人”的存在必然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需要通过瓦解旧有社会的秩序来达到自我意识的实现。而“战士”必然附庸于他，成为破坏“旧世界”的爪牙与急先锋。剩下的“贱众”阶级则是被区别对待的——愿意服从超人意志的则被归化为可以利用的奴隶阶级，从而获得在“新世界”中的有限生存权；而不愿意服从超人意志的贱众则被视为“新世界”的仇敌，是需要和“旧世界”一起被摧毁殆尽的。

由于“超人哲学”主张的唯一意志论和唯心主义、社会阶级论非常符合某些不容于主流社会的野心家及狂人的需求，故而有关“超人哲学”的实践活动，往往充斥着对社会主流的破坏与敌视——近则如日本“奥姆真理教”与中国“法轮功”等邪教对信徒的身心控制及剥削，以及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种种破坏；远则如希特勒操纵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对世界犯下的累累罪行……无一不说明“超人”模式的造神运动，其破坏力与危害性之深重巨大。

而现如今，极端粉圈的存在形式，事实上已经相当接近于“超人”模型：资本通过建立人设、形象包装等种种方法，将偶像明星打造成由内而外看起来尽善尽美的“超人”；明星工作室通过打投榜单、数据运营等模式筛选出粉丝中忠诚度最高，对偶像付出意愿最大的粉丝，培养成“职粉”、“大粉”、“粉头”，再授权他们成为“战士”主导针对偶像的种种应援活动；而剩下的粉丝和非粉大众则被他们视为“贱众”——要么被吸纳进入粉圈组织，成为提供数据和氪金支援偶像的“数据女工”；要么就是审美水准低下、不足以与之交流的“野人”，从而成为整个偶像粉丝群体应该针对的“敌人”。

与“超人哲学”主张瓦解“旧世界”的意图一样，极端粉圈的存在价值，不外乎是受到资本控制，通过瓦解粉圈外大众的道德与价值观，从而建立新的、更符合粉圈经济模式需求的道德理念与价值观。

因此可以说，极端粉圈模式，是受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主导，“奶头乐”消费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催生，通过控制符号化、“神格化”的偶像明星，来达到操纵广大粉丝群体进行针对大众娱乐体系的瓦解重构，并以此达到垄断扩张目的的新型“类邪教”组织。

相比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型邪教团体，极端粉圈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更快的扩张速度——它隐匿于广大青少年受众正当的娱乐需求之下，没有引人注目的宗教性质外壳，但因为有资本作为背后助力，以及偶像明星外表的光鲜亮丽，从而如同传销一般，有着更强的腐蚀性和欺骗性，是极具潜在威胁的资本主义洗脑模式之一。

青少年时期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的孩子们往往急于在社会集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急于在同龄人群中寻找归属感和自我定位，急于呈现自我个性与自我表达……这些都是青少年人群的客观年龄发展阶段心理特征，本无可厚非，但极端粉圈的危害之一，便是利用了青少年这一阶段的心理需求，将他们异化成了“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偶像受众是非常容易进行“人以群分”的——因为喜欢同一个偶像明星，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们自然而然地便会对彼此产生亲近感，并且因此而迅速融入集体，找到共同语言从而获得集体归属感……这种心理需求的满足方式在正常粉圈和其他亚文化类型中也相当常见，但极端粉圈与这些正常业态之间的区别就是，它通过严密的组织性，以及在粉丝中建立阶级模式，从而激发了粉丝的“战斗意识”和强排外思想。

如前文所言，极端粉圈中存在严格的阶级分层：通过不断打投刷榜和氪金购买明星代言产品，极端粉圈的粉丝内部会自然而然地筛选出更具忠诚度和消费力的“大粉”；接下来明星工作室往往会与之接洽，将“大粉”转化为“粉头”及“职粉”（有些粉圈的职粉甚至是由工作室人员兼职担任），并授予其部分权限来管理和引导其余粉丝，从而达到分流粉丝、操纵粉丝的目的。

因为有了同样出身于粉丝群体的“粉头”以身作则的鼓励，故而在极端粉丝群体的粉丝人群中，无形中便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因为多产出、多贡献便能够获得工作室乃至明星的青睐，从而获得在粉丝群体中的地位跃升，所以广大处于“数据女工”阶级的下层粉丝，往往以打投数据和氪金消费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期通过更多的产出与奉献，来获得集体中的认同感和自我提升，从而达到满足集体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

换句话说，极端粉圈正是利用了青少年在人生阶段中急于寻求集体位置的社会心理需求，通过偶像明星来吸引粉丝进行身心上的自我让渡与主动奉献，致使青少年将有限的财力与精力投入到无穷无尽的打榜、刷榜、买榜等商业运营活动之中，从而在榨干他们的时间、财力与人力成本的同时，将他们裹挟为资本巨兽的一部分，从而泯灭了为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奋斗目标，心甘情愿地变成这头吸血巨兽的供血者和捍卫者，心甘情愿地被异化为“以人为产品”的极端消费主义模式的其中一环。

了解了极端粉圈的哲学模型与心理成因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种新生事物的存在现实，而要彻底看清这一业态的形成、危害与弊端，则需要从它的源头抽丝剥茧，深入发掘。

二、“韩娱模式”的邪教文化与对外倾销：

要说明当下极端粉圈模式的来龙去脉，就不得不提到邻邦韩国的文化娱乐产业模式。

韩国是一个文化成分异常复杂的国家：它既有现代化文明社会的种种工业基础，又有宗教势力控制的大批信教群众；既有民族成分单一和历史原因造成的种族主义情绪，又有不得不依靠他国保护的现实自卑……在本章中我们无暇他顾，只着重指出韩国娱乐模式中的部分特点及文化背景，以及“韩娱模式”与“极端粉圈模式”的种种关联。

韩国文化中的邪教传统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期，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同时迎来了西洋基督教的大规模传教，当时日本军国政府强令韩国人民信仰日本的神道教，故而激发了韩国民众的抵制心理，纷纷投入到基督教教会中寻求精神上的抚慰。由当地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教堂等场所也为民间反抗力量提供了集会场地……参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的22位本土领袖，全部都信仰基督教，由此建国后，历任政府也对宗教组织管理稀松放任，时至今日韩国信仰基督教的选民仍占到全国选民总数的60-80%左右，故而为本土的泛宗教文化背景打下了基础。

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本土的基督教开始出现分化：由于政治与经济环境不稳定，大量小型宗教团体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通过宣扬“末日论”、“最后审判”等伪宗教内容大量吸收信徒，迅速成长为全新的宗教组织，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与朴槿惠家族渊源颇深的崔太敏“永世教”以及几乎影响了2020年韩国抗疫进程的“统一教”。

“永世教”教主崔太敏父女依靠与朴正熙、朴槿惠父女的政治关系快速扩张，据传至崔太敏逝世时，其身家已经达到1000亿韩元之巨，其留下的产业中就包含涉及多国教育领域的育英财团；“统一教”则通过奉献女信徒与各地权贵展开权色交易获取支持，其声称在全球范围内拥有300万以上信徒，而麾下更是掌握有足球队、艺术表演剧团、大学等文娱、艺术、教育机构。

这些邪教组织不仅将手伸向种种看似正当的投资产业领域，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主张也相当危险：大部分的韩国邪教组织都对西方欧美同信仰体系抱有亲善倾向，而对其北方同胞和亚洲大陆政权怀有敌意（例如统一教教主文鲜明曾提出如下“教义”，认为“韩国是亚当国，日本是夏娃国，美国是天使国，三国必须结成统一战线，与代表撒旦的中国、苏联、朝鲜最后决战，最终建立以文鲜明为中心的上帝帝国”）。

韩国的整体经济长期受财团控制是不争的事实，而各个邪教组织团队也早已通过投资产业等手段，跻身于财团之列：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的JYP老板朴振英，就曾被曝出参与异端教会“救援派”的集会活动；韩国知名唱片公司新娜拉的老板金己顺本身就是异端教派教主；而韩国众多一线明星，譬如裴勇俊、鸟叔等，也都曾被曝与各个“宗教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模式上看，韩国娱乐的追星模式与邪教组织的洗脑模式也有着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教主或偶像；要求信徒或粉丝通过捐献财物来表达自己对偶像/教主的忠诚；要求信徒或粉丝集结成小团体互相灌输“信仰事迹”彼此洗脑；不允许出现对偶像或教主的反对声音；以及在粉丝或信徒群体中筛选小团体头目，用以进一步有效控制整个粉圈体系。

由此可知，遍及韩国娱乐的“控评”、“洗粉”、“打榜”、“献金”等种种追星文化，其本身就是邪教组织用于精神控制教徒信众的洗脑模式变体。而粉丝通过打榜、购买应援物资等行为提供给偶像团体的资金，也代替了邪教组织的“什一税”、“赎罪券”，成为了娱乐公司用来控制青少年身心及财产的有效手段。

通过“偶像明星+粉圈文化”这样“糖衣毒药”似的组合，韩国娱乐产业曾经在亚洲、美洲等地区快速扩张，迅速笼络了一大批受众粉丝，在流行音乐、影视、综艺等多种娱乐形式上广泛出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覆盖圈。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根据2018年韩国四大娱乐公司SM、JYP、YG、BigHit分别报出的麾下艺人总销售额，分别达到5.3亿美元、1.1亿美元、2.5亿美元、1.9亿美元；然而同年度的利润数字却仅为4593万、2552万、1003万、6890万美元，韩娱销售模式的数字水分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数据灌水这一潜在问题以外，韩国娱乐模式的工业化、脸谱化、流程化等等为快速变现量身定制的配套模式，也是其自身无法实现长久发展的主要原因：韩国娱乐产业从明星人设的打造伊始，到内容策划、制作、拍摄、宣发、物料等阶段领域都高度精细化、标准化，这一模式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够保持住整体的持续发展，才能够在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前提炼出下一代审美不同的“新生偶像风格”。因此韩娱明星的流水线化，以及背后公司运营的快速圈钱化操作，都是为适配这一模式而产生的吸金组合拳。

这两年随着全球女性消费力的迅速崛起，韩娱的“男团”、“男星”模式也随之成为其主打产品——近几年以来，我们基本每隔两年就可以对某位韩国男星耳熟能详，但很少能够在两年以后再听到他的消息或者看到他的作品。

韩娱模式的高度流水线化，导致在短时间内经济公司对于某个艺人的支持资源高度集中，在极短时间内透支其曝光率以及观众的好感，通过商务广告等方式进行短时收益最大化，然后快速过气，再接着捧红下一位偶像男星，如法炮制。

相比欧美和日本相对成熟的娱乐产业模式，以及将内容与技术革新作为核心竞争力，韩娱流量模式的弊端是非常显见的：首先它将原本鲜活的“人”作为商品，将偶像塑造成流水线上的批量产物，是对偶像身为自然人、社会人的人格进行摧残；其次它提倡的是极端化的消费主义，粉丝们在自以为是为偶像应援时，实际上是跌入了资本精心打造的娱乐消费陷阱；再者它的快钱模式并不真正考虑偶像本身的有序发展以及对粉丝的正向引导，只追求短时利益最大化；并且因其带起的快钱模式会阻碍行业内的正常内容追求与技术革新，造成泡沫经济；以及因为这一造星模式需要短期内的集中曝光，因此需打通多个平台进行组合式“眼球轰炸”，并且可复制可量化，故而这一模式也极易造成行业垄断和腐败滋生。

2009年自杀的韩国艺人张紫妍，其遗书中曾透露被迫向30余名韩国政商界大佬提供性服务多达百次以上；2019年震惊韩国娱乐界的“李胜利案”也是韩国娱乐政商勾结模式的一大缩影：韩国知名男团Big bang成员李胜利在淡出娱乐圈后开始经营夜店生意，因夜店被爆出有客人被打，继而引出有组织地针对女客下药，拍摄违法视频，容留吸毒，贿赂警方，提供违法性交易以及强奸，并牵涉到多名韩国政商界名人与明星……然而最终却雷声大雨点小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复盘整个事件过程，对比审判前的舆情与证词以及审判后的粉丝洗白言论，不可谓不是触目惊心。

韩娱模式的缺陷虽然明显，但对于资本来说，其投资低获益高，可量化可复制的高效模式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自韩娱模式成熟以来，其一直被各大财团所利用，并通过政府推介手段，形成官商一体的“文化名片”模式——自韩国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的娱乐产业外销化便被定为“国家策略”，其偶像团体曾多次在联合国各活动场合参与种种活动，并参与会见他国领导人级别的国际级会务之中。

而从商务开拓角度而言，中国一直是韩娱产业所瞄准的重要目标市场之一，其为韩国文化的推广、韩国产品的倾销以及韩国旅游业、娱乐业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随着韩娱模式的推广铺开，种种弊端也开始在国内逐步显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因韩国偶像Super Junior等人引发的粉丝踩踏事件便可见其中一斑。在察觉到韩娱模式的文化入侵意图后，我国无论从文化导向还是商业领域都进行了相应的反制措施，然而这一轮娱乐市场的未来模式之争仍未偃旗息鼓，以极端粉圈模式为代表的范流量化娱乐模式，至今仍在以另一种方式蚕食着国内市场的正常业态。

 （上图数据来自微博网友“余生的小歌子201908”）

三、“肖战事件”发展始末及极端化分析：

2016年2月11日，阿里宣布以355亿韩元（约 1.95 亿人民币）增资韩国另一娱乐巨头SM公司，拿到其约 4% 的股份。2月19日，韩国娱乐公司JYP宣布与中国海洋音乐集团签署了独家音乐版权合作协议，并将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

同年5月27日，韩国媒体首先曝出，腾讯和微影时代将分别向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的YG娱乐注资3000万美金（约1.97亿人民币）和5500万美金（约3.6亿人民币），获得4.5 %与8.2%的控股权，成为继LVMH集团旗下的L Capital之后的第3、4大股东，随后微影时代对外确认了这一消息。

在韩娱模式的进一步引进、“移植”之初，其实是有着明显的“水土不服”的——首先国内市场的体量要远大于韩国国内市场，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使得流量明星模式不可能如同在韩国国内一般，用一个偶像或一个团体做到短时间内占领整个市场头部空间。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媒体资源与国情原本足以支撑不同模式不同风格的各色艺人，百花齐放一直以来是我国内娱的风格特色，而非一茬又一茬“今年花胜去年红”的流水线艺人。

但是这种各凭本事、各领风骚型的原始生态背景，从存在关系而言，与流量明星模式是有着本质冲突的：正常业态的明星是一种长线投资，是资本在发掘了艺人优势领域后的长期扶持与合作共赢，包括对于粉丝的引导也是缓慢而长效的；但以极端粉圈模式为代表的范流量模式，追求的是短期回报，是资本依靠贩售艺人青春形象及人设打造而促成的单方面获益，是对粉丝经济的短期快速收割。

换句话说，后者若想要在国内成立，前提是必须颠覆前者已然形成的良性长效回报模式对广大受众的影响力和投资方的信心，是一种彻底推翻原生业态的零和式博弈……而这种模式一旦实验成功，其本质自带的快速可复制特征，会使得国内娱乐市场迅速进入以单一模式青春偶像明星流量经济为交锋战场的“战国时代”——今后大概率不会再有资本愿意长期扶植拥有个人特色的优质、慢热型艺人，因为形成个人艺术风格是个缓慢而不确定的过程，其回报收益的效率与风险比远不如可以量化操控的流量型艺人。

将与流量偶像经济捆绑的极端粉圈模式引入到国内娱乐领域，除了要复刻韩娱模式的种种工业化手段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复刻韩娱模式的资源环境——韩国娱乐产业及媒体资源长期以来受到大财阀的全面掌控，因此在短时间内调动资源对需要打造的流量明星进行地毯式视觉轰炸是可行的，流量明星的快速蹿红也必须依赖于这种资源供给模式。

因此，复刻流量偶像经济对于内娱环境的最大破坏与潜在威胁，除了颠覆即有的偶像明星评价标准以外，是对现有媒体资源以及娱乐环境的统和与改造。

作为商业资本，腾讯选择“流量明星”模式作为自己“大文娱”路线的关键切入点，从企业分析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作为一家文化型互联网巨头，自创始以来，腾讯的“强于执行而弱于创新”便一直是企业特色之一。它的优势在于两代社交平台（QQ与微信）累积下来的用户基数与社交流量，而不是技术或者内容创新本身。因此，作为一个有实力打造“内容、制作、运营、衍生”全文化产业链的互联网文化巨鳄，从盈利与业内竞争的角度来说，是与自身优势适配，也相当具备竞争力的选择。

但在进行如实决策的过程中，腾讯或许疏忽了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企业对于整个行业的引领责任，以及它对于本土文化环境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下面就以这次引发全网瞩目的“肖战粉丝事件”，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极端粉圈模式必然会引发负面娱乐的爆炸式传播？为什么极端粉圈结构必然会导致这种不可控的负面舆情发酵？以及，为什么说“肖战粉丝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

首先，让我们从复盘“肖战粉丝事件”的社会化讨论起因开始：

肖战粉丝行为的出圈，是从2020年2月底的一次举报行为伊始的：由于肖战粉丝对于一篇描写其偶像虚拟情感经历的同人文内容不满，故而有针对性、有组织性地对该文所投放的平台（包括且不限于微博、lofter以及ao3）进行了集体举报，最终导致ao3被墙，从而引发了整个同人受众圈层的不满。

倘若事件发展至此，肖战本人及其团队能够及时发声制止粉丝的不当行为，事件的最终影响或可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大众的怒火亦不会进一步扩大至全网，成为延续五个多月的社会性事件——然而由于对现实舆情的傲慢、迟钝与淡漠，以及维护粉丝基本盘的现实需求下，肖战本人及工作室选择了沉默与消极式回应，最终导致了舆情的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没能得到来自偶像本人与工作室的制止信息，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肖战粉丝将事件舆情不断扩大化，并影响到互联网几乎所有亚文化圈及大众传播圈层，以下是部分期间发生的传媒破圈标志性事件汇总：

3月10至11日，因凤凰网刊登相应相关评论文章，肖战粉丝在微博发布《十问凤凰网》反驳文章，并号召粉丝占领相应超话；

3月16至19日，因检察日报连续刊发多篇文章对事件进行关注评论，其微博官号被粉丝大面积控转控评，并被向其他公号和部门举报，同时肖战粉丝发布《十问检察日报》等批驳文章，号召粉丝抵制；

3月21日至23日，因反对批评意见，肖战粉丝网暴编剧汪海林、艺人马薇薇、学者林品等不同领域意见领袖，并向上述名人的现实单位、监管部门等进行诬陷举报；

3月25日，肖战粉丝在央视网官博下进行控评，被开启评论精选；

3月30日，因肖战粉丝错认小语种文化推广微博“亚非文学bot”为抵制方，对其皮下进行了网暴和人肉，最终导致该微博号皮下宣布停止运营，该事件引发互联网小语种圈层及文学类圈层强烈反感；

4月8日，肖战粉丝占领B站心动挑战投票活动，以灌水投票等不当刷票行为为偶像推广剪辑视频提升名次，该行为引发B站视频内容UP主及用户的强烈反感，随后双方引发冲突，肖战粉丝在相关视频下刷屏“二次元滚出B站”，以及号召粉丝在app商店给B站打一星作为报复；

4月18日至22日，相关媒体曝出肖战粉丝要求被捐助的小学生在视频中宣传“博君一肖”（肖战网络CP宣传组合名称）相关内容，同时曝出粉丝中有经济困难学生使用助学金为偶像打榜，引发舆论关注；

4月20日，肖战粉丝群出现集体反党称谓，被网友曝光后引发关注；

4月23日，肖战新歌《光点》上线，大粉呼吁粉丝无理智氪金购买打榜，并提出“出一咬三”、“105张起”等冲动消费口号，后各大榜单集中计算销量，截止到4月29日，肖战方宣布单曲销售数额破亿，单曲销量全球第三，引发全球音乐圈舆论哗然；

4月27日，微博忽然封禁大量肖战抵制方账号，舆情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互联网圈层；

5月1日至5月3日，因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相继发文对此事表达关注，肖战粉丝陆续发表《十问光明日报》等驳斥文章，并在南方日报等媒体官微下进行攻击式控转控评；

5月9日至今，一名身为肖战粉丝的教师在抖音发布视频，以教师身份组织学生跳“光点舞”为肖战应援，引发舆情关注后被曝出所谓的“肖战教师天团”，即身为教师的粉丝有组织性地向未成年学生安利、推广肖战及其作品，并涉及针对学生的教学霸凌现象……该事件后引发全网持续关注；

5月11日至12日，肖战粉丝网暴攻击中国历史研究院官微及“丹东平安振兴”警方官微；

5月12日，一名佛山母亲找到佛山电视台寻求帮助，声称自己的女儿因为沉迷追星而荒废学业，甚至借钱为粉丝打榜，该条新闻视频播出后引发全网关注，并引来肖战粉丝“造谣式控评”，该条新闻内容曝光在微博持续减少；

5月27日，肖战粉丝网暴人肉“军机不可泄露”等微博大V；

6月4日至6日，因不满部分手游玩家针对肖战粉丝的抽奖限制，肖战粉丝发起针对食物语、阴阳师等手游的抵制行动并引发相关热搜；

6月7日，肖战粉丝在高德语音榜单上进行刷榜行为，引发网友抵制；

6月12日，lofter、半次元等二次元用户较集中的平台社区遭肖战粉丝有组织地进行刷黄图、鬼图攻击并举报，导致lofter被下架处理；

6月13日，因盒马生鲜官微在软广内容中提到“虾”等用词，被肖战粉丝认为是在嘲讽己方，盒马生鲜官微被网暴；

6月19日，肖战粉丝攻击美图秀秀，在app商店大量打一星拉低评级；

6月24日至6月30日，微博用户“无边桃炎”因被肖战粉丝攻击已去世的亲人，愤而发布有关肖战的数据研究报告，遭致肖战方威胁，其本人及亲友遭到粉丝网暴人肉，甚至威胁线下人身安全；

7月14日，微博与肖战工作室进行谈话后宣布关停部分激进粉丝账号，该条公示微博引发肖战粉丝新一轮的控转控评；

7月18日，日本艺人三浦春马自杀身亡，有肖战粉丝利用其热搜洗白偶像，引发日饭偶像圈强烈反弹；

7月25日至26日，因上海漫展CP26部分展位参展人贴出抵制肖战粉丝口号，被粉丝多次报警并发动热搜洗白，引发舆情关注；

……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看到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一群本应是花季的青少年行事会如此疯狂？为什么唯独肖战的粉丝群体会如此毫无敬畏，无法无天，对网络空间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组织部门或个体成员都毫无尊重？为什么一个看似寻常的粉丝团体会无间断地造成如此广泛的持续破坏？这就要回到我们先前提出的两个问题：其一是极端粉圈结构先天上的缺陷与需求，以及与之适配的、对粉丝集体的规训行为。

肖战粉丝的逐步行为升级突显了极端粉圈结构上的天然劣势：这种粉丝为了维护偶像利益所造成的极端破坏行为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极端粉圈结构组成与筛选方式造成的必然后果。

极端粉圈结构非常接近于超人哲学模型，因此对于极端粉圈内部而言，掌握价值观理念与解释权的只有肖战本人（或者被视为其代理人的工作室）。这一群体被筛选的基准就是对于偶像的忠诚度，而对于作为“末人”的底层粉丝来说，能够在集体内部得到晋升的方法就只有不断表达自己对偶像的忠诚与贡献度，不断试图通过“讨伐”不符合偶像价值观与个人好恶的外部“末人”，来体现自己于集体中的价值，从而获得从“末人”到“战士”的晋升。

换句话说，极端粉圈结构，是由一个单一个体的喜好与价值观体系引导，且阶级明晰，晋升模式单一，行动高度统一且有组织性的亚文化群体结构。而倘若在极端粉圈形成之后，偶像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失声”，那么这一群体的行为走向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因为整个集体的行动纲领是以偶像的好恶为指导的，是为“偶像的人设”需要量身打造的，倘若偶像始终失声，那么粉丝的行为就会被视为默许并持续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事件的不断升级发酵过程中，肖战本人难辞其咎。

以及，极端粉圈、流量明星与流量经济模式，是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配套组合：流量明星为另外二者提供必要的人设实体与偶像形象；极端粉圈是后两者能够成立的必备条件；而流量经济模式则给予了前两者快速变现渠道与商务层面的话语权……为了实现以上三者之间的模式闭环，极端粉圈在形成之初，需要对粉丝集体进行行为上的洗脑与规训。

为了从粉丝群体中快速筛选出忠诚度最高，最有可能转化为流量经济打榜刷单受众群体的部分人群，极端粉圈的组织方往往会形成一整套可以被直观量化的筛粉手段，比如超话签到、发帖数、产出数、控评转评数、刷单量、小号持有数量等，这些内部数据作为粉丝阶级的分流手段，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内部评价机制：即在极端粉圈内部，造假刷量不是可耻的，攻击批评偶像的普通人不是可耻的，恶意举报、人肉网暴他人不是可耻的……唯有对偶像不够忠诚，刷量控评做数据不够尽心尽力才是可耻的行为——这是极端粉圈内部的价值观逻辑所在。

因为有这一套独立于正常社会以外的内部评价体系，也因为极端粉圈的受众群体多为三观尚未完全建立的青少年人群，故而这一套评判标准有着极强的催化与腐蚀性——为了追求在同好群体中的阶层提升，已经接受规训思维的粉丝会想方设法增强自己在粉丝群体中的存在感，故而行为会持续出格、升级化，而倘若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偶像及其工作室等机构轻视粉丝行为的破坏力而不及时制止，那么这一破坏过程就会持续出圈升级，直至波及到整个信息空间甚至线下世界。

换句话说，极端粉圈模式从被打造之处，就是一驾为流量明星、流量经济量身打造的战车，它的形成就是为了快速有效地为流量明星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价值，以及不断攻击、打破与偶像利益不符的外部环境与娱乐价值观体系……而如果这架战车失去控制，其破坏力将是难以想象的。

四、普通粉圈模式与极端粉圈模式的区别，以及极端粉圈的特征及危害表现形式：

总结以上，为了鉴别普通粉圈与极端粉圈形式，在尽可能不影响正常内娱业态的前提下清除极端粉圈模式的隐患，个人试总结以下特征：

1、极端粉圈一定具备明确的阶级分层与行动纲领；

2、极端粉圈有相对独立于外部社会的内部价值观评判准则；

3、极端粉圈对外部社会与偶像利益不符的价值理念有着强排斥性与攻击性；

4、极端粉圈一定与偶像流量经济深度捆绑，并形成一套完备的配套运营模式。

总而言之，极端粉圈的主要危害，在于它对广大青少年追星群体的欺骗性、隐蔽性；在于它先天结构模式上的价值理念错位；在于它对整体环境乃至文化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潜移默化式的长远破坏……作为一个始终关心国内文化市场，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普通网友，个人认为有义务站出来，向公众说明这一模式的种种危害所在，这便是促使我撰写并发布以上内容的原因及本心。

以及，最后有些话，想对打造出这一模式的资本体系呼吁：

归根到底，所有的布局战略，都是互联网时代向信息高速时代过渡时的企业自我定位问题：是把互联网下沉所带来的新用户视为韭菜，还是视作可以形成长期良性互动的、拥有自主权的消费主体；是把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视为快速变现的顺风车，还是拥抱战略机遇本身，将企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结合，从而实现新的突破与进化？

如何抉择将不仅仅是格局高下的问题，也将是未来之路通往何方的问题。

部分参考文章：

钛媒体：《腾讯、微影入股YG，借韩国娱乐公司提升演出领域话语权？》

钛媒体：《“限韩令”再传解禁，但留给“欧巴”们的市场已经不比当年》

影投人：《明星变“流星”，资本神话坍塌下“后艺人产业”时代到来！》

华尔街见闻：《被财阀绑架的韩国经济》

军武次位面：《韩国女艺人自杀与中国真人秀猝死，中国娱乐圈已走上一条毁灭之路》

中国反邪教：《揭秘邪教“统一教”》

腾讯研究院：《从游戏到泛娱乐文化生态，腾讯究竟打算做什么？》

卢诗翰：《肖战背后：腾讯的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