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曼妙自然的神奇少年

杰克·伦敦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小说《野性的呼唤》，在100多年后，引领一位中国人走上了保护自然的神圣之路，并深深影响了此人的一生。

60多年前的一天，汕头海湾清澈的海水里，一头头白色、灰色、粉红色的中华白海豚在礐石湾里欢快畅游，时而跃出海面，时而与船上的渔民嬉戏。突然，渔民们发现有两头白海豚驮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向海军码头游来。机缘巧合，多年后，这位当年被白海豚救起的溺水小男孩成为了中华白海豚的守护者，他就是世界知名珍稀动物研究专家、“熊猫之父”——潘文石。

1937年1月，潘文石出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富裕的华裔家庭，他与大自然神奇的关系不仅始于那两只白海豚。刚出生的他对自然界就有种莫名的亲近。照顾他的奶奶时常指着襁褓中的孙子对潘文石父母说：“这孩子懂天性，不论哭得多么厉害，一听到窗外的鸟叫声就安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文石与年幼的姐姐跟随母亲坐了七天七夜的海船回到广东梅州，追随更早回国参与抗战的父亲。父亲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并只身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在汕头团聚。

童年时，潘文石总是听家学深厚的奶奶讲历代爱国将领的故事，从西汉到清朝，从张骞到林则徐，这使得爱国情操从小深植于他心中。父亲的报国之志更使年幼的他在内心深处暗暗立下了朴实的振兴中华的志向。虽然回国后家境不再富裕，常常光着脚板的他还是会在每周做礼拜时将仅有的零用钱捐出。这样的爱国之心与悲悯情怀成为他日后扎根祖国大地奋斗一生的动力。

影响潘文石一生的选择发生在他小学三年级。知子莫若父，虽然家学严谨，父亲却知道儿子对古文诗词并不感兴趣，“这孩子天性与别人不一样，天生就喜欢大自然”，因此他并不勉强潘文石硬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天，父亲给潘文石带回了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希望提高儿子的写作水平。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对儿子影响深远。潘文石被主人公鲁宾逊为生存而用28年时间将孤岛建成了世外桃源的故事深深吸引。主人公乐观向上、百折不回的开拓精神和坚强品质给予了他挑战自然的信心和勇气，让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更加浓烈的感情。

另一本让少年潘文石沉醉其中的著作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这本书成为他一生的指引。书中讲述了一只名叫布克的家狗来到荒野，历经磨难，最终成为荒野里狼群的首领。潘文石喜欢布克，更喜欢这样的冒险生活，喜欢生活在真正的野生世界里。从那以后，他对野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定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可以给他带来快乐。

除了在书中寻找大自然的美丽，他还不断找机会走进大自然。他喜欢大海、喜欢游泳。在学游泳的过程中，他曾有5次险些溺亡的经历。每次落水后回家，父母虽然心疼，但还是支持他继续学习，因为他们知道儿子是真的喜欢游泳、喜欢大自然。潘文石也以旁人所没有的毅力坚持自己的爱好：每天比其他小朋友早起两个半小时进行游泳训练，中午其他孩子饭后嬉耍时他还要再练半个小时。因此，许多年后，北大的多项游泳纪录一直被潘文石保持。

就这样，热爱自然、热爱运动、乐于冒险的潘文石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确定了一生的方向：做自然的探索者与研究者。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在志愿表上只填了两个单位：北京大学生物系和内蒙古农牧学院。“如果考不上北大，我就去内蒙放牧。”说到做到、意志坚定，潘文石自小如此。

寄情山野林间的个性学者

北大学生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说“对乌托邦式的做事方式，不存在幻想”。

1955年，成绩优异的潘文石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对潘文石来说，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更能让他发挥天性，而北大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也鼓励着他在科学上进行独立的研究。

1957年，正当全国“反右”运动迅猛开展之时，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的《新人口论》将他推到了批判运动的风口浪尖，但马寅初仍然坚持自己对当时中国人口状况的看法和建议，认为要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马寅初誓死捍卫自己的科学观点，这种精神和品质让当时读大二的潘文石进一步认识了北大精神，认识到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不久，潘文石就参加了我国首次大型珠穆朗玛峰科考探险行动，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科考探险。他发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野性的呼唤》里的布克一样，他不想只在室内作研究，更向往到野外对动物进行实地考察。1961年，潘文石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大生物系任教，虽然留校后从事过许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找到从事生物学事业的真正方向。

1980年成为潘文石事业的转折点。一次偶然的机会，原来在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的他到四川卧龙参加一个关于熊猫的国际合作项目。虽然多年前第一次在动物园里看到大熊猫时他就心生喜欢，但这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研究野生大熊猫使他对大熊猫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很快发现自己对熊猫的理解和看法与很多人不一样。于是他决定到四川卧龙进行野生大熊猫的研究。从此，他开始了长达30年的野外考察研究之路。在这30年的岁月里，他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野外度过。有人说：“在城市里看到潘文石就如同看到野生动物一样稀奇。”

那段日子，潘文石和他的研究生为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每过一刻钟就要打开一次无线电记录它们的行踪，一天要听96次记录。为了不惊动大熊猫，他们从不生火，带去的食物变成了冰疙瘩就只能硬吞。为了节省研究经费，他和学生坐从北京至汉中的火车，车程35个小时，仍然只肯坐硬座。为保住脸上油脂，防止冻伤，他们两周才洗一次脸。为了更好地观察大熊猫，他们在冬季这个观察大熊猫最好的季节坚守在秦岭最恶劣的天气里。为了学生的安全，潘文石尽量让学生去低海拔的区域，自己去高海拔地区，甚至老乡都不敢去的地方，有时都会出现他的身影，而他出生在热带地区，对中国西北部山区的高海拔环境极不适应。

在野外的日子里，除了身体遭受折磨，他也曾经历过至今难忘的心伤。1985年，刚过完21岁生日的研究生曾周跟随潘文石到秦岭考察大熊猫，进山第39天，因天黑迷路误入一个叫做“黑弯”的山梁，从160米高的悬崖摔下去不幸身亡。曾周的牺牲使潘文石伤心至极的同时，更下定决心研究解决当时在保护大熊猫问题上存在的误区。他知道，只有继续坚持在野外作研究，才能纠正这些错误，唯有继续努力探索，才对得起牺牲的爱徒。他行走于野外的身影，越来越坚毅……

追求科学真理的“熊猫之父”

他提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去幻想一个完美的天堂……大熊猫是成功的适应者，但人们对它误解太多。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四川地区死了８只大熊猫，碰巧60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开花了，一种观点甚嚣尘上：是竹子开花导致了大熊猫死亡。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全国各地开始筹集捐款，打算把野生熊猫统统圈养起来。另一部分人要把大熊猫迁到湖北神农架，欧盟还愿意拿出100万美元作为支持。当时几乎每天都与熊猫生活在一起的潘文石始终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科学根据，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竹子开花’不是大熊猫濒危的原因，是人类的砍伐使熊猫面临绝境。”他坚决反对饲养野生熊猫，认为那样做只会破坏野生熊猫的种群结构，而且还可能导致它们不再繁殖。虽然他的举动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排挤，也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但是良知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给各级政府做工作，最终惊动了中央，制止了这种错误保护大熊猫的行为。

1993年，秦岭的生态环境由于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变得更加严峻，面对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潘文石坐立不安，他深知秦岭南坡是野生大熊猫的最后一片自然庇护所。他开始向各级有关部门呼吁减少采伐量。8月，潘文石研究小组写了一封致国家领导人的信，又联合29位中外科学家写了一封致国务院总理的信，力陈“秦岭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和建议解除的办法”。当时有人劝他，用这些时间和精力不如多写些论文来得实惠，但潘文石认为，如果秦岭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大熊猫，发表了论文又有何用。他坚持向国家领导人递信，最终，中央批示可“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由中国政府投资5500多万元建立长青自然保护区，并从世界银行引入477万美元贷款，保护了秦岭的最后一片大熊猫栖息地。

潘文石对大熊猫的研究还融入了自己的深厚感情。2005年，《熊猫虎子》出版，他根据自己13年跟踪熊猫的科考笔记和大量的珍贵图片，真实记录了一只叫“虎子”的熊猫从出生、离开妈妈怀抱到受伤被关进动物园，后又回归野外寻找到了爱情，并诞下“小虎子”的全过程。

关于大熊猫的研究，潘文石还创下许多世界第一：首先发现了海拔1350米的等高线是维持秦岭大熊猫继续生存的中高山大熊猫森林生态系统和该地区低山的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亲交配的机制；首次发现作为一个地理群体的秦岭大熊猫的DNA多样性还没有下降到近亲繁殖的程度。他最早向世界宣告：“大熊猫并没有走入进化的死胡同。”

凭着大量的科学数据，他又证明了秦岭是大熊猫的最后一片自然庇护所。在秦岭6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约150只大熊猫在近十几年间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9年的增长率为3.5%。大熊猫的生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力，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爱护和管理。此后的事实表明，随着秦岭大熊猫分布区腹地的伐木更广泛停止，秦岭大熊猫的生存繁衍开始显出生机。他还始终坚持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克隆技术，但是要拯救大熊猫并不需要通过克隆手段。因为野生大熊猫能正常繁殖，它们从250多万年前演化到今天，是成功的胜利者，只要人类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们就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1995年，在美国蒙他那州参加生物学年会的潘文石获得了一项“特别科学成就奖”，同行们称他为“熊猫之父”。他当时没有答应，认为作熊猫研究的许多科学家有更深的资历、更大的贡献，直至今日，他还是不承认这个称号。2000年，一位剑桥博士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写文章介绍潘文石的工作，并将他怀抱一只幼年熊猫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旁边写着“熊猫爸爸”，这也成为对潘文石最亲切的称呼。而他在保护和研究大熊猫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使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人物专访形式采访的中国科学家。

作为师者，他同样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质影响、成就了学生。1980年到1996年的17年间，先后有15名弟子与他一起参与研究。吕植，就是这支队伍里最出色的一位。这位不到20岁就跟随潘文石踏遍山野的女孩，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并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如今已是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在中国西部与北部地区成立了100多个基地，尝试用市场途径来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捍卫自然和谐的执著卫士

他深知一个物种的消失意味着什么，他期望所有生命与人类一样平等，皆有生存的权利。他说：“每只叶猴、每株花朵都是自然母亲的杰作。”

1996年11月，荷兰王子Bernhard给潘文石写信，让他携妻儿去荷兰旅行一个月，然后由荷兰国王在荷兰王宫为他颁发金质“诺亚方舟”奖章。潘文石没有去，当时的他正在广西喀斯特石山中，与白头叶猴为伴。他相信方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天而降，他愿意做那个受难者，以最艰难、最执著的方式去捍卫一切生命形式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存下去的权利。

事实上，秦岭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经历使潘文石一直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的经验证明，只要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克制盲目的欲望，保持谦卑的理性，那些自然的天性可以和谐保留和进化，可以继续给我们以智慧和启迪。而生态链的平衡，靠的不只是单纯地保护一种动物，而是要提高整个地区、整个生物圈的福祉，这也成为他进行野生动物研究保护工作的一个航标。

1990年，潘文石无意间听闻位于广西的白头叶猴已经濒临绝境，外界相传已经绝迹，他心里一直牵挂。但他当时在秦岭大熊猫的研究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无暇分身。直到长青自然保护区成立，秦岭的工作告一段落，潘文石将工作留给学生，自己义无反顾地在另一个荒域开始了新的研究征程。1996年，他在广西崇左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如果说在秦岭的熊猫研究、保护工作源于他对熊猫朴实的情感，随后他在广西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则体现了他保护生物方面的生态理念。

“君子之室，何陋之有——1996年11月15日。”在广西祟左县罗白、板利两乡交界的弄官山区，１个废弃的军库，３间没有门窗的屋子，墙上东倒西歪的裂痕，室外用土坯垒起来的简单灶台，当年用焦炭在墙上写下的如今依然清晰可见的字迹……这就是潘文石结束秦岭大熊猫研究工作后初到广西的落脚地。

洞穴生活

通过探访，潘文石发现了被公认为世界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我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白头叶猴数目逐渐减少的原因：村民们因燃火做饭而大量砍伐野生植物、点炮采石发展经济、因迷信“猴骨酒”而捕杀白头叶猴创收。他意识到，因落后山区村民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萎缩，人为的捕猎甚至会带来物种的毁灭。保护好这些珍稀动物已经刻不容缓，他挑起了这个重任。

于是，在秦岭经常饿肚子的他和他的学生们，又开始了在偏僻的弄官常常饿得脸发绿的生活。在那里，不仅生活物资缺乏，连饮用水都极其匮乏。他们要赶5公里路到镇上，才能吃到当天唯一的一顿饭——两块五毛钱一碗的米粉。时任崇左县委书记韦均林听闻潘文石在崇左作科考研究后，请他和助手吃饭，饭后，潘文石唯一的要求是“将所有的剩菜打包”。

“纵使有千篇论文、百部专著，如果村民继续贫穷下去，白头叶猴也无法摆脱灭绝的命运。只有真正改善村民的生活，才能使环境保护获得成功。”潘文石一遍遍对自己说。然而，附近村子里浑浊的饮用水、贫穷的生活条件、落后的医疗与教育观念，让他痛心不已。他决定，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把解决当地村民的生活困难作为头等大事。

如今，在罗白乡岜萌村合江屯的村民家里，打开水龙头就有清澈卫生的自来水，做饭不用再去山上砍柴，打开开关就能方便地用上从沼气池输送过来的沼气。原来，1998年起，潘文石就积极奔走，向政府阐明利害，向各方筹措资金，向农户晓之以理，在当地筹建自来水系统与沼气池。一次又一次尝试，失败了重头再来。2001年，他将自己获得的福特环保奖10万元奖金全部投入沼气池建设。当年，岜旦村和雷寨村就实现了100%沼气做饭点灯。据统计，目前由北大基地援建的沼气池已达400多座。

在潘文石的努力下，14年来，当地政府一共投入1000万元，用于改善附近村子的生态环境，他自己也拿出科研经费及各类奖金，加上亲朋好友的资助共计300万元，修水池、建沼气池、办学校、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普及卫生知识、投资医疗设施……

在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同时，潘文石还不遗余力地向当地村民宣传环保理念。14年间，崇左区域内猴子的数量从当初的90多只发展到如今的600多只。数目增加的背后，是当地居民环保意识的日渐增强。

微观世界

中华白海豚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哺乳动物。2004年，潘文石在广西钦州建立了中华白海豚研究基地，通过对这一种群和所在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了解其生存现状和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并进一步解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探寻更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结合。当年落水后被神秘白海豚救起的少年由此延续了与白海豚的缘分。

潘文石与大熊猫、白头叶猴、白海豚朝夕相伴的代价却是与妻女聚少离多。一年中不到几十天在家中，但是他对野生动物的执著感情以及高屋建瓴的生态观念最终换来了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2009年6月，潘文石的小女儿、北京大学数学系校友、云网的创始人之一兼副总裁潘岳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式放弃在云网的工作，加入父亲的团队。谈到父亲时潘岳流露出浓浓的自豪：“父亲所做的一切是为更多人的幸福努力，我领悟到这就是真正的幸福。”大女儿潘岱则在早些时候投入了父亲的研究基地，潘岱这个名字恰巧与熊猫的英文单词“Panda”谐音,其实是父母姓氏的合音（妈妈姓戴）。潘岱常说，自己和妹妹是被爸爸放养了的“熊猫”：1980年开始踏入熊猫研究领域的爸爸，就很少有时间陪在她们身边了。但是父爱又无时无刻不在她们心里。“父亲更像大山，更像大海，他不常在身边，但是又一直在那儿，就在那儿，在我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父亲都给我最厚重的爱。”潘岳这样形容。

如今，年过古稀的潘文石仍然行走在山野林间，他的研究从卧龙、秦岭转移到了广西崇左、钦州湾，从大熊猫扩展到了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因为其对保护、研究野生动物的执著，他受到了荷兰王室额外的礼遇。当年，他身在广西扶绥山洞里考察白头叶猴而无暇赴欧洲领奖，王子却坚持要把奖章颁给这位常年生活在海拔2000至3000米的动物学家，并于1997年派一位大使远赴中国，将金质“诺亚方舟”奖章授予潘文石，因为这位科学家的科学信念和实践与奖章的意义是如此匹配：一个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自己，还要为其他人；不仅仅要为这一代人，还要为下一代人；不仅仅要为自己的国家，还要为全世界。

潘文石说：

如果我们发表一千篇论文、一百部专著，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死光了，试问，这些研究还有什么价值？！

——在谈论向中央上书力陈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时说

一个是伦理问题，一个是现实问题。两个问题都解决才能使社会向前发展。

——在谈起“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梦想时说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应当为周围的人；我们的辛勤劳作不仅仅是为国家争光，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自然不只是为了当代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为了儿孙后代……

——与学生谈论起他保护环境的神圣信念时说

我与北大，已有50多年的渊源。感谢北大一直以来对我这种“常年在外”的科研方式的理解和支持。能在母校的舞台上获得认可，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个奖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北大。

——获得科学研究类“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后说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种亲切感暖暖流动。孤单的荒野生活总让人有孤独感，正当我需要一位“心理医生”时，他们就来了，给我带来人性中最真诚的善意。

——2009年8月12日，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率领北大9人代表团，专程赴广西崇左市的野外研究基地慰问时，潘文石说

我们总是跋涉在积雪的万顷大山之中，挥汗在北热带的烈日之下，咬牙抵抗着蚊子、毒虫的叮咬。

——研究队伍跟随那些栖居在几乎算是荒野的濒临灭绝的动物生活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时说

这是一个意外惊喜，一个预料不到的伟大发现，证明我们的努力工作是有效的。科学家就是拼死，也要死在实验室第一线和野外研究现场。

——研究团队意外挖出了距今11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的下颌骨后说